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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氐，读音作dǐ(ㄉㄧˇ)]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上古神农氏十五世孙氐，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氏氏与姜姓的关系，在史籍《山海经·海内经》众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氐族人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曾建立过各种政权，例如：东汉末期乞氏后裔杨氏建立的前仇池国(公元296～371年)、后仇池国(公元385～443年)、武都国(公元447～477年)、武兴国(公元478～553年)及阴平国(公元477～580年)；东晋朝时期关中扶风元氏后裔齐氏建立的流民政权(公元294～299年)；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蒲氏后裔符氏建立的前秦国(公元351～944年)、吕氏建立的后凉国(公元396～403年)；乞氏后裔杨氏建立的隋朝(公元581～618年)等。
到十六国的前秦国时期，氐族人强盛至颠峰状态，人口将近百万。后逐渐被融合于黄帝世系之中(汉族)，今已无氐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夏朝时期少康帝给幼曲烈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这支邸氏的祖先，是上古圣君夏禹王的后裔。治水有功的夏禹是“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的裔孙，而颛顼高阳氏，则是黄帝轩辕氏的嫡孙。当夏禹的第五世孙少康中兴了夏室以后，曾经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曲烈封于一个叫作“邸”的地方，这就是古代著名的“邸国”(今山东临沂兰山区南坊镇邸古城)。
少康的这一房子孙世代在邸国相袭了将近两千年。到春秋时期，邸国被莒国所并灭，怀着亡国之痛的邸国太子巫，就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并且在鲁国作了官。他以故国的国名“邸”字“去邑当氐”，令后裔以氐为氏。
迁徙分布：
氐族，远在殷商初年就出现于历史记载，不过当时是与羌连在一起的，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先秦时期的氏族人，主要分布在今甘肃东南部的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在其十多个部落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白马氐主要分布在今甘肃成县和武都。
汉朝时期，氐族人居于陇西、天水、广汉、武都等郡，相当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各部自有豪帅，不相统一。汉政府向西和西南开拓，氐族人部分内属，部分移居深山。其后，部落豪帅多受两汉政府拜封，统属于郡县。氐族人不仅有发达的畜牧业，而且农业也相当发达。汉武帝曾把一部分氐族人迁到了河西的酒泉郡，以后，氐族人又进行了两次迁徙。
至魏、晋时期，氐族人除武都、阴平二郡原有一个分布中心外，在关中、陇右又形成了两个分布中心。陇右的氐族人分布在天水、南安、略阳等地。这时，氐族人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讲汉语，着汉服，习农耕，从汉姓。到了西晋后期，略阳氐族人苻氏和吕氏，还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政权。白马氐杨氏也建立了仇池政权。
到了隋、唐两朝时期，氐族人已基本上完全汉化了。
1.氐族与羌族的名称与族源：
氐族人，自称为“盍稚”。“氐”，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对其的称呼，魏晋以降，逐渐成为氐族人的自称。这种称谓似与分布在秦陇、已蜀之间峻贩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阺等。由于氐族人与羌族人相邻，先秦时期的人们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例如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中关于“氐羌以鸾鸟”的注释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
因此，氐，乃是由地名而转为族名。氐族人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汧氐、隃麋(糜)氐等。或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白氐、蚺氐(赤氐)等。
关于氐族人的起源，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就是两个不同民族。目前史学界倾向第一种观点者居多。
⑴氐、羌同源而异流说：
第一种说法认为：在殷和西周时期，氐族人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史籍《尚书·牧誓》中记载商末期周率“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伐商，有羌无氐。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非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如在史籍《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据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注释：“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族人国。氐、互一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氐族人”存在。但在先秦史籍中往往氐羌连用或并称。如在典籍《诗经·商颂·殷武》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在史籍《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氐羌以鸾鸟”；在史籍《竹书纪年》中记载：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
由于对羌族人先见于记载，氐、羌又往往被连用或混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等。再据史籍《大荒西经》中记载，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裔，炎帝为姜姓，氐族人酋帅与羌人同，亦多姜姓。因而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中记载：“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彊”。宋丁度等在《集韵》中记载：“氐，黎都切，音低，羌也”。或云氐族人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人最终形成单一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
⑵不同民族说：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氐、羌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民族。由于古代氐与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看，两者差别很大，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
氐族人先人究竟来自何方，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称，氐族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獂道者”。街、冀、獂道均属天水郡，街，即街泉县、治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冀县，治今甘肃甘谷县东；獂道县，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鱼豢所云氐先人为街、冀、獂道地区诸戎，正与氐族人的传统地区相符。上述诸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在史籍《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西斩戎之獂王事，獂王疑即是氐王。可知街、冀、獂道之戎，似是可以作为氐族人源流之一。
⑶源于三苗说：
另外，有学者认为，氐族与古老的三苗族有渊源关系。三苗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重要部落集团，与华夏族先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史籍《尚书》的《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禹贡》、《吕刑》诸篇中，均记载有三苗族的事迹。三苗族最早分布地带北达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与作为华夏文化来源的仰韶文化分布区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华夏集团向南扩张，三苗族不得不向西向南迁徙。一支沿汉水向西北迁徙，即在史籍《舜典》中记载的“窜三亩于三危”，迁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的地区，亦即后来氐族人的原始分布中心；而另一支向南迁徙至鄱阳、洞庭湖之间，后复向西移，逐渐分布于湘西、黔东一带，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苗族的先人。因此，或认为三苗族西徙和南迁的两支分别成为氐族人和苗族的渊源之一。
这种观点从氐族人和苗族都有相同的创始传说，与以服色为部落区分标志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农耕方式、氐族人地区留有苗的遗痕等方面均可得到证实：
第一，据《魏略·西戎传》中记载氐族人“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而在三苗族后裔的武陵蛮中也有盘瓠为始祖的传说；
第二，同书又云氐族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而苗族亦以服色分为黑苗、白苗、红苗、青苗、花苗等；
第三，氐族人从先秦以降就是农耕民族，三苗族的后裔武陵蛮也是农耕民族；
第四，据史籍《水经注·渭水》中记载：“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孙星衍云：“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清水县所属略阳郡正是氐族人比较集中的地带。苗谷之来源，可能与“三危三苗族所处”有关。因此，氐与三苗族似有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氐族人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其来源可能与三亩及街、冀、獂道之戎有关。同时，由于与羌族相邻，又杂居共处，也吸收一些羌族成分。汉魏后，氐族人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人们共同体。
2.氐羌与炎帝、黄帝的关系：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着极其密切的血缘渊源关系。
据史籍《国语·晋语》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娇氏之女安登(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于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编远古各部落集团一节已经述及，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是其在东发展的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氐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氐羌与炎黄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中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典籍《说文》中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史籍《风俗通义》中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劲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2.夏商时期的氐羌：
公元前二十一～前十一世纪，即夏商时期，包括在氐羌范畴中的各部，大致可分为今陕西子午岭以西和以东两大部类。
子午岭以西，其中尤其是陇山以西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未出现较为统一的政权，历史文献对这些地区各部落的活动，缺乏明确的记载。考古文化则证明，在黄河上游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至西周，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地区，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氏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王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子午岭以东，渭水流域及陕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关中地区，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
《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叿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叿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叿方一次征集达三千人，甚至五千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就已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的论断，其分布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一带；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所撰的《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征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按卜辞记录推断，土方在商之西与西北，叿方更在土方之西，可能是分布在今陕北与晋北一带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辞中，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所举武丁时一次征伐方的卜辞，征集归好之族三千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此外，还有北羌、多马羌等专称。《综述》共举关于北羌、马羌的卜辞五条，只有一条是记录对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条都记录着北羌与马羌对商朝的臣服。陈推断，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也可能是马方与羌方。北羌与马羌既是臣属于商的羌人方国，总不出商的西边和西北边境的附近。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叿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叿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叿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只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叿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只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只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祭的最高数字”。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陈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其他如郭沫若、顾颉刚、董作宾、胡厚宣等老一辈甲骨学与古史专家及上引罗琨的论文，都有类似的看法。
在被商王朝当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国中，也有和商朝关系比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参与商王对羌人的征伐，或者先与商处于敌对关系，后又成为商朝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辞记录表明不仅罕见商王对鬼方的战争，而且“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夺羌人等活动，常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相提并论，连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关心”。在史籍《史记·殷本纪》中记述纣王曾“以西伯是、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辞中也有占卜是否让鬼族人参加祭祀作杀牲者，“验辞记占卜结果令鬼与周一同担任这个职务”。纣时“三公”是何种性质的官，难断，卜辞中有令鬼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记载，证明商末鬼方与周族的首领确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总括子午岭以东被商王朝统称为羌的部落与方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游牧的羌人部落，但受商王朝的文化影响较多，在今山西北部、陕北至河套一带发现商朝时期这种游牧人的文化遗存颇丰富，叿方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是商王朝在西方的劲敌，是商王朝主要的征伐对象。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族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第三种即如周族人、鬼方等，与商王朝关系较好。周族人是华夏族三支主要来源之一，鬼方与楚人关系密切，也和春秋时期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渊源关系。